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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對稱風險》:為什麼賭徒比專家更值得信任?

作為金融暢銷書《黑天鵝》的作者和對沖基金量化交易員,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既是一位深邃的思想家,也是一個成功的投資家,他管理的對沖基金Empirica從“9·11”事件之後的市場大跌中取得了豐厚的收益。“知行合一”是他的人生信條。

在《非對稱風險:隱藏在生活中的不對稱性》這本書中,塔勒布旗幟鮮明地指出,要發表任何觀點,你首先要入局(skin in the game);將個人最大的利益注入一項事業並實現“風險共擔”,不但能夠幫助你更快成長,而且更能讓你的觀點真正令人信服。

01

承擔風險與個人成功

“風險共擔”是一個古老而簡單的道理:一個人要為自己的行為產生的後果承擔責任。人們在面臨不確定性和壓力時,只有身臨其境、設身處地地承擔風險,才可能做出正確的決定。

以提供建議賺錢的專家在很多時候不比一個賭徒可信,因為他們往往不需要為錯誤的建議承擔責任;反倒是賭徒要親自為決策正確與否承擔巨大風險,反而更可能做出謹慎、正確的決策。

作為前對沖基金交易員,塔勒布表示通過實盤承擔風險讓他成長最多:“我的專業知識,比如風險和概率,最初不是來自書本,也不是來自對崇高哲學和科學的渴求,甚至不是來自好奇心,而是來自於市場交易過程中的興奮感和荷爾蒙刺激。”

美團點評創始人王興曾講過一個故事,一個做早期投資的朋友走進創業時期寧德時代董事長曾毓群狹小的辦公室時,只見牆上掛了五個字:賭性更堅強。朋友調侃道,為什麼不掛愛拼才會贏呢。曾毓群正色糾正到,光拼是不夠的,那是體力活,賭才是腦力活。

如果僅僅是“拼”,用打工者的心態做一天工作收一天錢,寧德時代顯然是做不大的;但是當“賭”上全部身家時,曾毓群會更加投入在自己的事業中,並且為自己的決策承擔全部責任。

同樣,為什麼很多非上市創業公司員工更有拼搏動力?很大一個原因是他們持有了公司的股票期權,而公司的業績好壞、能否上市決定了這些期權最終一文不值或是價值數千萬。在期權的刺激下,創業公司的員工(尤其是花錢購買期權的員工)也和公司實現了“風險共擔”,往往能迸發出更強的主觀能動性。

只有通過身臨其境、設身處地地親自承擔風險,才能做出正確的決定,獲得真正的成長和成功。

02

風險共擔和代理人風險

在人類歷史上,偉大的人物總是主動承擔遠比普通人大得多的風險。古羅馬帝國歷史上,只有1/3的羅馬皇帝死在自己床上,大多數羅馬皇帝都親自領軍參戰並死於非命或死於宮廷政變。

在中國的春秋戰國前期,在戰爭前線冒死殺敵也是一項貴族特權。這源於一個古老的社會契約:貴族的特殊地位源於他對其領地平民的保護。如果一個人不能為人民承擔風險,那麼他就無法成為他們的領袖。

但是隨著官僚替代了貴族,經理人代替了合夥人,做出決策的權利和承擔後果的責任輕而易舉地分開了,拒絕切身參與“風險共擔”的代理人時常會對社會和他人造成災難性的後果,這就是“非對稱風險”的由來。

下圖:風險共擔和非對稱風險的權利義務對比示意圖(來源:作者整理)



典型的例子是波音公司,2018年期間波音737MAX的兩次技術問題造成的空難導致346人遇難後,公司CEO丹尼斯·穆倫伯格(Dennis Muilenburg)仍然領取了超過3000萬美元的全額工資和獎金。直到2019年面對眾議院聽證會的質疑,波音公司才被迫地取消了2019年公司高管的獎金。波音公司決策權利和後果承擔之間的脫鉤,最終以上百個家庭的悲劇作為陪葬品。

下圖:波音公司CEO丹尼斯·穆倫伯格(來源:CNBC)



在投資中,假如一個資產在未來一年中有98%的概率上漲10%,但有2%的概率價格下跌10%,這時一個無須分擔損失卻能收取收益分成的投資經理在管理客戶財產時會怎麼做呢?這個投資經理很可能會用十倍槓桿博取上漲,這樣資產在價格上漲期間使客戶資產翻番,更能讓投資經理獲得十倍的收益分成;然而,一旦遇上2%的“尾部風險”,客戶將因為槓桿損失全部的資產,而投資經理卻因為無須承擔損失風險而全身而退。投資經理的權利和義務不對稱會使受託人持續使用更高風險的投資策略,而客戶則獨自面臨巨大的爆倉風險。

華爾街機構敢於高槓桿押注高風險衍生品,正是帶著“贏錢歸我,虧錢算你”的非對稱風險心態。危機爆發前夕,高風險的場外市場合約名義價值已經高達670萬億元,而當年全球GDP僅有63萬億美元,賭注達到了全球GDP的十倍以上!這些機構雖然需要投入自有資本金,但卻擁有“大而不倒”的免死金牌。即使出現了災難性地投資損失,美國政府也會用納稅人的錢為他們買單。危機爆發後,**幾乎動用全部財政資源為這些問題資產提供了幾乎無限度的政府擔保,金額達到了驚人的29萬億美元!

造成這場災難的華爾街高管自己損失了什麼呢?克林頓時期的美國財政部長羅伯特·魯賓(Robert Rubin)在從政時極力鼓吹對金融衍生品放鬆管制,阻止了對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對場外信用衍生品的管制使後者長期處於無監管狀態,對於全球金融危機的形成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魯賓從1998年又擔任花旗集團的董事並說服花旗集團董事會持有大量的MBS和CDO等高風險衍生品,最終導致花旗集團在次貸危機間幾乎破產,股價暴跌97%。但是無論是從政還是從商都做出巨大決策失誤的魯賓自己卻一分不少地領取了1.2億美金的巨額收入並全身而退。換言之,魯賓完全沒有參與金融市場和花旗集團的風險共擔。

如果沒有風險共擔,位高權重的代理人會毫無顧忌將風險轉嫁給他人,類似於2008年金融危機這樣的“黑天鵝”事件必然發生的,無非是早晚問題。

下圖:花旗集團的股價在金融危機間暴跌95%(來源:Wind)



如果一個人將其個人的最大利益注入某項事業,那麼他在這項事業上的言論往往最可靠也最令人信服,一個人參與“風險共擔”的程度越高,他的話就越可信;而那些不作任何具體貢獻也不承擔任何風險、卻只想著自己地位和利益的人,他們的話是最不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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